从“公款旅游”看税负痛苦 近日，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，对“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”提出批评。称公务团鲜谈公务，多数是借官方访问、商务考察、办展览会等名目，来南非游山玩水。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，人均花费5万至6万元。“中国公务团”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。（新华社5月28日）
由此，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最近另一则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税务新闻：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日前发表的2007“全球税负痛苦指数”显示，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、比利时，名列世界第三。对于这一说法，虽然舆论和公众普遍表示认可，但国家税务总局官员及税务专家则认为，“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”，“排行榜娱乐性强于科学性”。
显然，税务官员和专家们的上述申辩，其实有混淆概念之嫌，因为税负痛苦和税负高低，并不是一回事——税负高低的程度并不必然决定或反映税负痛苦的程度。这也就是说，一个很高的税负，如果用途得当，如充分用于民众的福利保障，那么它并不会带来多少痛苦，反之，即便税负很低，如果花得不是地方，与纳税人的福利无缘，那么其中的痛苦便是注定的。这正如此前有评论指出的：税负过重并不等同于痛苦，“中国高税负须向高福利寻求正当性”。
而从上述“南非豪华公务游”事件以及民众的不满情绪中，不难看出，要真正想减轻我们税负的痛苦指数，或者使之显得不那么痛苦，除了向民众提供充分的福利之外，至少还应该同时向降低公务成本、大力削减税款的奢靡浪费寻求“正当性”。否则，即便“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”是事实，但如果大量税收都被糜费在公职人员的“吃喝玩乐”上、让“公仆”们大享频繁出国这样的职务福利，那么，纳税人的痛苦肯定轻不了。
以违法乱纪为耻
其实，如果宏观地考察公款出国旅游现象，一年花费至少5000万的“南非豪华公务游”事件，只不过是“冰山一角”，算不上什么惊人的新闻。据此前媒体的报道，近年来，我国公款出境经费虽然年年控制，但年年超标。1998年指标为50～52亿美元，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；2000年指标为65～70亿美元，实际达320亿美元；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；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多人次，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。
应该说，为遏制这种公款旅游现象，近年来各级各地政府都出台了不少办法措施进行规范，如规定“领导干部出国考察，一年不得超过一次”，明令“不准以出境考察、休假等作为奖励、福利项目”等等。虽然我们不能说，这些办法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并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住公款出国旅游的泛滥。
因为这些办法和措施并不是建立在税款使用的源头——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上的。毫无疑问，只有规范这样一个源头，让一切政府开支、税金的使用，均全面接受纳税人的审查、监督，税负之下的公务成本才能最小化，而相应的民众福利才可能最大化，最终，所谓的“税负痛苦”，也才能根本减轻乃至彻底消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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